记者 苗迎杰
　　妻子为夫投保寿险

　　丈夫要帐突然失踪

　　今年42岁的那女士与丈夫张先生于1993年结婚，次年生了女儿倩倩。有了女儿后，那女士在家一心相夫教子，丈夫挣钱养家。女儿3岁那年，那女士为丈夫购买了太平洋人寿保险公司的“步步高增额寿险”。“当时，我抱着女儿在逛街，太平洋保险公司的业务员杨春红拽住我，一路上不厌其烦地反复向我介绍险种，而后多次往我家挂电话，还几次登门。在她的极力推荐下，我同意为丈夫保了这份险，每年交保费2484元。”

　　1996年12月25日，那女士在太平洋人寿保险公司哈分公司为丈夫张某投保了12份“步步高增额寿险”，年交保费2484元，受益人为那女士。

　　令那女士万万没有想到的是，1997年4月5日，丈夫说是外出要账，就再也没回来，平静的日子一下被打破了，尽管家人千方百计，多方寻找，丈夫却一直下落不明。几天后，心急如焚的那女士来到丈夫户口所在地顾乡刑警队报案。“没多久，刑警队便把闫淑华（张去要账的人）传来，她就说我丈夫拿完钱就走了，尽管我多次找刑警队询问丈夫音信，但他们让我在家等消息，那段时间，我整天就跑公安局、刑警队、派出所……”那女士开始大海捞针般地寻找丈夫，亲戚、朋友家她几乎寻遍了，但依旧没有任何消息。9月份，那女士找到太平洋保险公司哈分公司李景秀经理说：“我丈夫失踪了，能否给理赔？”第二天，李经理给予了答复：总公司说，只有拿到死亡证明，才能理赔。“那在等死亡证明时，我是否还要交费？”“如果不继续交保费，那么你的保险单就会失效。”那女士对记者说：“听了李经理的话，我想今后的日子可怎么过，既要养家糊口，还得继续交保费，可一想这笔理赔钱，总算能给我和女儿一点儿抚痛，无论如何也得坚持把保费交上。”

　　为等法院“死亡通知”

　　节衣缩食续交保费

　　那女士在丈夫失踪后，独自带着孩子艰难度日。据她讲，丈夫留下的两万元钱所剩无几，没有工作的她带着年幼的孩子开始度日如年———买菜，挑便宜的；衣服，从没买过一件新的。让那女士一愁莫展的是，在等待法院下发“死亡通知书”的4年当中，要续交的那笔保费成了她最大的经济负担———尽管省吃俭用，每年交保费时，还得向母亲、亲属借钱。2001年12月26日到了续交保费时候，那女士寝食不安，“那时，我母亲突然生病住院，我实在无法张口，后来，在保险单两个月宽限期后的第13天，即2002年3月11日，大姐向她同事借了2000元钱给我，我才来到保险公司交费，在一楼交费窗口，我对一位姓孙的复效专管员说，‘我爱人出门好久没回来，他不能在这个单子上签字怎么办？’对方问我，‘你是不是投保人’，我说是，对方就让我签了。并为我办理了合同复效申请书及收取保费2484元和滞纳金56元。”

　　保险公司拒绝理赔

　　“推定死亡”是否赔付

　　2001年4月14日，在丈夫失踪4年后，那女士在哈市的媒体上刊登了寻找丈夫张某的公告，并向法院申请宣告张某死亡。2002年5月28日，哈市道里区法院依据相关规定下发了“死亡通知书”———张××自1997年4月5日走失后，已逾4年……现申请宣告张××死亡。

　　拿着这张“死亡通知书”，那女士找到保险公司，要求理赔时，却再次遭到拒绝。理由是———按照保险合同的约定，张某只有在因疾病、意外伤害死亡时，才能获赔，而法院判决宣告死亡只是法律意义上的一种推定，不在保险条款赔付范围之内。

　　据那女士讲，9月12日，她再次找到法院，要求法院在判决书上补充“外出、意外死亡”的字样，一周后，法院对“死亡通知书”加以补充：其夫张××于1997年4月5日外出要账，意外失踪！“当我拿着再次补充的判决书找到太平洋公司的理赔部经理时，他却告诉我，失踪并不意味着死亡，还有生还的可能，这不在给付范围内，最后竟告诉我，‘你这个事还是走法律程序吧，法院判多少，我们就给多少。”

　　太平洋保险公司哈分公司理赔和赔部叶贵明经理对记者说：“我们之所以不给赔付，是因为她违反《保险法》中规定以死亡为赔付的险种，必须由被保险人本人签字。再有宣告死亡不是合同约定的‘死亡’，合同约定因疾病或意外死亡公司才给予赔付，而宣告死亡也可以存在其它的死亡方式，比如自杀或没死。”

　　对此，中国社科院法学所研究员刘俊海博士认为：任何一个自然人的死亡只有疾病死亡和意外死亡两种。法律推定张某死亡就意味着法律已推定其死因不是疾病就是意外，这都符合保险公司的给付条件。按照《合同法》规定，“对格式条款的理解有两种以上解释的，应当采用不利于提供格式条款一方的解释”，所以，在该起纠纷中，应当采用投保人那女士对保险合同条款的解释，保险公司应支付赔偿金。如果张某事实上没有死亡，若干年后生还，保险公司可以追偿已付的保险金。

　　保险合同被判无效

　　谁该为“代签名”负责

　　万般无奈之下，今年5月，那女士向哈市道里区法院提起诉讼，要求保险公司按照保险条款约定给付丈夫身故保险金7.2万元。

　　9月5日，道里区法院对这起纠纷作出判决：依据《保险法》人身保险合同的规定，以死亡为给付保险金条件的合同，未经被保险人书面同意并认可保险金额的，合同无效。那某为丈夫投保时，在投保单上被保险人签名处，代签了丈夫张某的名字，张某本人没有签名、盖章，且该保险合同未经张某书面同意认可，所以该保险合同无效。那某要求保险公司支付身故保险金7.2万元无法律依据，不予支持，驳回起诉。

　　接到判决后，那女士表示她要上诉。“我当初并不知道自己不能代丈夫签名，业务员杨春红并没有告之我，她当时说不用我丈夫签名，由我代签就可以。另外，在2002年，我因经济原因未按期缴纳续保金，向保险公司申请继续恢复保险合同，在办理了相关手续、交纳保费和滞纳金时，也是由我签的名？如果代签名不行，那么保险公司就不会给我复效，而在投保后保险公司进行核保审批的过程中，为何也没有指出代签名这个问题？”据理赔部和赔部的叶经理说：“当初那女士是否为其丈夫代签名，我们也在找最初的那位业务员核实，可业务员几年前就辞职，尽管我们通过种种方式寻找，均无法找到她。”

　　黑龙江高盛律师事务所律师李滨指出：由于保险业务中代签名现象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比较普遍，所以国家保监会曾下发文件，要求各保险公司全面审核保险合同，对于代签名的合同进行“修补”，由被保险人本人签名或者是取得被保险人的书面授权，可以代签名。因张某已经失踪，而且保险公司也知情，保险公司未对张某的合同进行更改，就表明其对“那女士代丈夫签名”这一事实已经认可。2002年保险公司对张某合同核保审批时，那女士如实告之其丈夫失踪，而保险公司也未对代签名提出异议，就表明保险公司再次认可了那某代丈夫签名这一事实，授予了她代签名的权利。

　　不服一审判决的那女士已起诉。近日，哈市中级人民法院将开庭审理此案。